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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鼓起勇气报考中文系时，我早已预料到父母的反对，但那时的我只一味地觉得凭什么你们要干涉我的生活？所以我不管不顾地对我爸说：“如果你不让我读中文系，我们就断绝父子关系。”不吃饭，不说话，关在房间里不出来，这样的表现似乎在每一个即将20岁的年轻人身上都出现过。最后妥协的是我妈，那段日子以泪洗面，她对我说：“儿子，我问了很多人，其实学中文也没什么不好，你如果一定要学就学吧，努力就行了。”我点点头。事已至此，我爸也只能选择接受。
之后便是长期的零交流，大学放假回家，即使两个人坐在同一个沙发上，谁也不说话。不说话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跟他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而他担心的却是我找不到工作。大四那年，我考入湖南电视台，出版了第一本小说，因为节目主持人请假的原因，制作人让我出镜播报新闻，家乡的父老乡亲突然能从电视上看到我的样子，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一年后，我辞去工作，选择北漂。他什么都没说，我临走时，他在火车站塞给我一些钱。我鼻头酸酸的，但却突然笑了起来，我问他：“你这些钱是私房钱吧？钱都在妈妈那儿，你给我了，你就没钱打牌了啊。”他当时的表情，尴尬的有点古怪。
刚到北京的时候，我不太适应干燥的气候，夜里睡觉鼻血会流得枕头上到处都是。我吓坏了，不管凌晨几点都给家里打电话，问爸爸怎么回事。他安慰我说：“没事没事，只是空气干燥，鼻腔的血管破裂，多喝水，多注意休息就好。”没过几天，就收到了爸爸给我寄的一箱熬好的真空包装的中药，附了一张纸条：一天一袋，加温。
离开家，离开他之后，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18岁的我，25岁的我，30岁的我，和爸爸的关系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软化。谁也没有再提过当初的决裂，一切就埋在心底，过去就过去了。
2013年，我和父母参加了一档名为《青春万岁》的节目录制，说到我选择专业那一段，我说着说着，突然发现爸爸半低着头什么都不说，似乎是在沉思。等我再仔细看时，发现爸爸眼睛里全是泪水。主持人徐平姐问原因，我爸低着头，什么也不说，眼泪一直流，那是32年以来，我第一次看爸爸哭得那么伤心，爷爷走的时候，爸爸也未这样失态过。
徐平姐问：“是不是当时不能理解儿子的做法？”爸爸点了点低着的头。
徐平姐问：“是不是觉得自己辛苦了一辈子的事业儿子不能继承，您觉得惋惜？”
爸爸仍旧点了点低着的头。
徐平姐继续问：“您是不是怕儿子选择了别的专业，未来的生活会过得很辛苦？”
爸爸豆大的泪珠滴落在他用力撑住膝盖的手背上，开始抽泣，像个低头认错的孩子。妈妈眼眶瞬间变得通红，她的左手紧紧握住爸爸的右手，深深地呼吸，像两根叠加才能漂浮的稻草，像两个一直相依为命的人。
我从来不知道这么多年以来，爸爸的心里一直压抑着莫大的委屈，这些委屈从未得到释放和体谅，也从未有人关心过他委屈的是什么，我甚至不关心他是否有委屈。
因为不愿意多一些理解，我在自己和爸爸之间深深地砌了一堵心墙。
妈妈说，因为我高三之前的成绩都不算好，性格也不突出，唯一能让我生活不那么辛苦的方式就是读一个医科院校，然后进父母工作的单位顶个职位。也许赚不了很多钱，见不了太多世面，但我能不为人际关系发愁，能不为找工作而四处低头。因为我从未考出让他们安心的成绩，所以他们的安排全是因为担心，并非包办。
妈妈继续说：“他第一次从湖南台离职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头发和眉毛不停地掉，他给他爸爸打完电话说完辞职的决定，他爸爸心里特别难受，一直觉得儿子受苦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后来他去了北京，一开始每天夜里流鼻血，后来春节晚上赶节目还被人抢劫，这些我和他爸爸一直很担心，我们只有一个孩子，谁不希望自己的小孩能生活得好一些，我们不希望他在外面那么危险、那么辛苦。”
我想起18 岁的自己站在客厅里，对我爸大吼：“如果你不同意我读中文系，我就和你断绝父子关系！！！”再对比今天爸爸妈妈说的这些话，我看着他们，眼泪也止不住地流。懊恼，悔恨，想大嘴巴抽自己，想回到过去制止撂狠话的自己，想开口对父母道歉……但这些终究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一晃十四年过去，爸爸终于绷不住了，在我面前放肆地流泪，这十四年他去大学看过我，我工作后他去长沙看过我，也来北京看过我，但从未提起过心里的这个疙瘩。
我握住他的手，好想对他说：“爸，我错了。”但我握住他的手，侧低着头，说出来的话却是：“爸，别哭了，我现在不是很好吗？”
父母和孩子对事物的看法千差万别，是因为骨子里都有一根折也折不断的钢筋立在那儿。后来，我再去学校和大学生们交流，每当有同学不能理解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时，我都会想起自己的故事。
你不好了，他们会失落，他们会用尽全力保护你。
你好了，他们也会失落，他们觉得自己的能力已经保护不了你了。
无论我们好不好，他们都会失落，我们从孩子变成了自己掌握命运的人，不再如当年一样任何事都会依附于他们。这种失落，也许只有到我们成为父母的那一天才会理解。
（田文英摘自《你的孤独，虽败犹荣》中信出版社2016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