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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将所有窗户都关了起来，我担心的夜，终于还是来了。风像一只忠诚可靠的黑狗，伸长舌头，热情地舔抚我内心的荒凉。
它穿过灌木丛向我吹来，抖落两颗星星；它穿过坟场向我吹来，它甚至想把那些枯骨从梦里吹醒。那些枯骨里，有一根是祖母的。
祖母的离去让我的心头一片灰暗，如同风，抽走我的灯芯。
我在那个夜里放声大哭，哭声被风拉得很长很长，好像在丈量，这个世界忧伤的边界。
父亲是个基督徒，对祖母的离去看得淡然，他把一切都归结于上帝，人的出生是耶和华的旨意，人的离去是耶稣的召唤。
我对父亲眼角没有流出一滴泪而有些困惑，那离去的可是他的母亲啊，如此重要的一个人就那么去了，可是他的脸上却看不出一点悲伤的神情，如此“铁石心肠”，怎能不让人费解。
他只管祷告，他说，他在用祷告为祖母送行。
我不懂，只是任性地问，如果有一天，我出了意外，你是不是也会这般，没有一滴泪为我送行。
他愣怔了一下，继而拍着我的脑袋，“傻孩子，净胡说，永远永远永远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
他一连气儿用了三个“永远”，用毅然决绝的否定表达着他执拗的父爱，为此，我略表心安。
他一遍一遍地擦拭着祖母的遗像，那一刻，我理解了他。作为一个要承担全部生活重担的男人来说，他只能隐忍他的泪水。
他孜孜不倦地为我描绘他心中的上帝：
“天上的飞机飞得那么高，但里面的驾驶员你见过吗？自来水呼呼往外冒，大晚上的屋里可以亮堂堂，这都是电的功劳，可是，电，你见过吗？轮船在海里飘着，大风大浪也不翻，那开船的你站远处看见过吗……”
我承认，作为一个相当于中级知识分子的车工，父亲的排比句用得虎虎生风，铿锵有力。
我默默不答。
“既然飞机能飞，水能抽上来，灯能亮，轮船不翻，都是因为有个看不见的力量在掌控，那么日升月沉，寒暑易节，花开花谢，这么奇妙的世界能有秩序地存在着，能没有一个伟大的力量在掌控吗？”
父亲说，这个看不见的力量，就是上帝。
这信仰就成了父亲心中的火，我似乎找到了他总是不惧怕黑暗和寒冷的原因，也找到了他总是可以化解悲伤的良方。
而我永远不会把他的信仰装到心里，无论他如何苦口婆心。我的信仰是父亲，一直都是。
父亲，爬上高高的山，采回山药，为我疗伤；爬上高高的树，摘下果子，为我润喉。而我，只会爬上他高高的左肩，够他同样高的右肩；而我，只会爬上他的眼角和额头，作为忧愁或者快乐的隐喻，存留在那里，盖上岁月的印章。
父亲的拐杖高了。其实啊，是父亲的光阴旧了，是父亲矮了。此刻，我想爬上高高的云端，裁下一块手帕，掸他仆仆风尘。
我一度胆子很小，怕走夜路。父亲对我说，一个男子汉要有勇气面对黑夜，要把黑夜作为成长的一个检验。父亲提了一盏马灯出来，对我说，“有它咱啥都不怕，走吧！”
我看见那马灯，把火明明白白装在心里，就像父亲把他的信仰，明明白白装进心里一样。
有了这底气十足的马灯，我敢于去走任何崎岖坎坷的夜路。任何大风，也难以把它吹灭。
我低头前行，义无反顾，黑夜只是我众多疾苦中并不显眼的标签，我不惧怕它，就像口吃者不再惧怕一段绕口令，就像五音不全的人，不再惧怕麦克风。
初到这个偌大的城市，就像懵懂的少年，在街边的墙角，被一块丢弃的口香糖粘住了脚，少年的心不明白，这么甜蜜的东西为什么会被人扔掉。这个世界着了魔一般，光怪陆离，我才知道，城里的夜灯火通明，却比乡下黑魆魆的夜更可怕。我探測不出近在咫尺的另一颗心的深度。
我所求无多，属于我的角落不用太大，20平米足矣，在偌大的城市，那是巴掌大的一块地皮，像一张过期的并无收藏价值的邮票，却可以承载我心中热爱。
父亲递过来他的“马灯”——他的祷告。他说，“上帝看着呢！甭管别人怎么晦暗，自己一定得亮起来！”
你看，他总能帮我拨开云雾，让我得见心中日月，朗朗乾坤。就像我不再惧怕黑夜，甚至开始喜欢，常常把自己的身子探进黑暗里，如同一头扎进泥塘的野猪，发出欢喜的“哼哼”。
有时候，我真的只需要一盏马灯，照我自己的房前屋后。我在明明白白的心里，装上火，我就是马灯，是父亲从最深的黑夜里传递过来的马灯。
他的祷告是风，会吹平祖母额头的褶皱；他的祷告是风，会吹走祖母眼底的尘灰；他的祷告是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努力去吹亮我的每一个夜晚。
（编辑 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