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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加注释，对于“铲麦茬”这种活计，现在很多年轻人，恐怕已经不明白是干什么的了。铲，是动词。麦茬，是名词，即割完麦子留下贴近地面麦根的部分，是铲的对象和承受者。铲下的麦茬主要用途是烧火做饭。过去农村贫穷，买不起煤炭，当然也没听说过“天然气”这一名词，做饭烧火主要是靠植物的枝、干、叶、根之类。这些植物们的身体经过烈日暴晒，缩成一团柴火，把它们盘紧堆放，一座座像蒙古包一样的柴垛垛，就存储在了自家的门前，在乡下，我的乡亲一年四季都用它当做燃料。
麦茬，比起秸秆植物，它算不得好燃料。易燃，不经烧。放进灶底，“轰”地一下，火苗窜出老高，再看灶底，只剩下黑色柴灰闪着火星星，只能手忙脚乱再向灶底放一把，需要的是持续性。小时候，母亲在灶上做红薯面饼饼，我在灶底烧火，时断时燃。母亲就大声地吵呵：“死丫头，怎么烧的火，死一把活一把的。”我被烟熏得两眼直流泪，赶紧塞把麦茬，学着大人的样子，用烧火棍支起柴火，鼓起嘴巴对着灶底大口吹气，火苗呼啦一下窜出灶口，强烈的热浪舔着我的脸和眉毛，把刘海都烧焦了。我小学毕业照片上，就保存着这样的记录。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正是我跟随全家下放农村读小学的时候。五月，过完端午节，接下来就是乡下开镰收割麦子的季节。学校都放了假，所谓“黄金满地，老少弯腰”，说的就是收麦子。像母亲这样年龄的农村妇女，一般都是割麦子的能手，一天割下几亩麦子不在话下。但我的母亲不行，她一直生活在城里，因为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到农村，她甚至连镰刀都不会拿。我的父亲和四哥属于劳动力，劳动力是成熟男人的象征，领最高的十分工，所以也干着最重的活计——拉麦子。我与五哥从学校回到家，什么也不会做，但，也不能呆在家里，被生产队安排去搂麦子。妇女被称作“半劳力”，但干的却是最累人的割麦子，她们用镰刀揽过一大片枝干杏黄的麦子，左手接住，右手的鐮刀一旋，嚓，地面就空出一大片，而扑腾着醇香气息的麦子已拥入怀中。放在地下用麦秸捆扎成“麦个子”。男人们赶着牛车，用铁插一个一个，将麦个子挑上车，直到麦个子堆得高高的，似乎“入云端”了，才用粗绳索捆紧，拉到场地上去。接下来就是我和五哥，还有一些半大的孩子，手拉着竹子做的爬搂，把大人们丢掉的麦子搂起，堆放，最后等待牛车一起拉走。
到此，地里的麦子就算收割完成。
大人们都到场上，趁着太阳晒麦子，打麦子去了。孩子们就肩负起“铲麦茬”的活计。满湖里留下很长的麦茬，像农人粗糙之手弹奏的“竖琴”，这使得铲者心向神往。一群半大的孩子手持铁铲、爬搂涌向麦田，草屑和炸开的麦粒飞溅着，鸡和麻雀、鸟儿都围过来，叽叽咕咕，分享着丰收的喜悦。踩着松软尖锐的麦茬，有着踏实、温暖、祥和的感觉，这是麦子带给众生的福报。铲麦茬是项力气活，手握一把铁铲，蹲下身，铆足了劲向前推，力气大的人就像割毛葱，力气小的，手掌心都磨出血泡，也铲不掉一小撮。当然铁铲的锋利或钝，也直接影响铲麦茬的进度。我的小伙伴中有个名叫“余粮”的，他磨铲技术相当在行。在乡下，他时常帮我磨刀、磨铲，在一块粗劣的沙石上，洒上水，铲面平放，前后推拉，一下一下，灰水杂着锈渍从磨刀石两侧向下流淌，磨了数十下，余粮就会拿起来，对着铲口吹几下，他凭着气度就能感知铲的锋利，实在令我刮目相看。有时，揪一根头发在刃口噗地一吹，半截头发就不见了。铲磨快了，铲起麦茬来就像庖丁解牛，游刃有余。一排排麦茬，铲到，应声而倒，像操场练习扑倒的士兵。
在与麦子为伴的漫长时光里，炊烟弥漫，鸡鸣狗吠，造就了无数个童年单纯而充盈的日子，“粮食归仓，柴火归垛”，这在乡间是多么平常，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家有万担粮，门前几垛柴，有了这些，我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亲人们就可以抬起头，甚至可以凌空高蹈了。
如今这些都成为遥远的故事，现在人们不再需要麦茬烧火了，开始为秸秆禁烧发起了愁……
（冯忠方摘自《拂晓报》2017年6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