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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字和书法家的字，是两回事。书法家的字，譬如出自赵朴初和启功之手，都称得起极有品位的艺术品。作家的字，字如其人，见性情，见风雅，也就够了。或风流倜傥，或大气坦然，或韵味悠长，或别出蹊径，那就是文人天性的流露了。
近年来，仙逝的著名作家，我认识的有几位。“老李凖”先生摹碑多年，得其奥窍，头硕额宽，粗犷有力，尤工擘窠大字，风格古拙，分量沉重。唐达成先生的行书，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可称富丽堂皇，花团锦簇。他家老先生就是书法家、金石家，家学渊源，自然功底不浅。此外，汪曾祺先生善于书法和绘画，他的作品纤细笔墨，自成一派，色淡意深，耐人寻味，凡善画者，则必是书家，汪老的字和画，堪称珠联璧合。求者甚众，所以，同行间收藏其书画作品者很多。林斤澜先生吝墨如金，少有题签，但他的字，可能受到甲骨文、小篆的启示，其字如画，多不大容易识得。鲁彦周先生生前给我写信，喜用毛笔，洋洋洒洒，不拘一格，浓墨重笔，刚劲有力，他的字，在合肥大街的招牌上时能见到。张贤亮先生的墨宝，曾经在中国美术馆某次书法大展上挂出来，可见，其书法成就不同凡响。可惜，他们都走了，斯人已驾黄鹤去，不过，墨宝从兹更值钱。
这些能写两笔毛笔字的作家，碰到什么聚会的场合，那可就是风头很健的人物了。主人把纸摊在桌上，墨汁倒在砚台里，殷勤地捧起笔，请人题词时，我发现，大多数作家都是望而却步，敬谢不敏的。谦逊是一方面，藏拙也是一方面，只有靠这些人走到前面，或者，被别人推到第一线来笔下生风了。对于作家来讲，拟两句即景的词，或许不难，但要像模像样地写出来，就不是人人都能比划两下的了。年纪大一点的，曾用过两天毛笔，也许能知道怎么握笔。年纪轻一点的，当然，青年作家中写得一笔好字者，也不少，但大多数皆是从钢笔、铅筆、圆珠笔训练出来的，碰到这种场合，就比较麻烦，甚至很尴尬。
我就是属于那种羡慕别人写得好的行列中的一个。小时候，本有可能写好字的，但偏偏缺乏恒心与毅力，坐定下来好好练习，一本《星录小楷》，一本《多宝塔》，这是家里规定的每日功课，成了我的负担。认为写字是苦差使，因而也就不甚用心，总是对付过去，交差了事。所以，现在，一看主人把笔塞过来，要你写些什么，只有躲不开的份了。受到这些刺激，也发过狠，要补一补书法的课。于是，在写作小说之余，铺纸研墨，找一本当年写过的《多宝塔》，重新练起笔来。但过了一阵以后，依然故我，毛笔字并无什么长进，便气馁了，结果，也就不再练下去了。其实，书法是门艺术，一是需要天分，二是需要特别的勤奋才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写一笔好字，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努力，就能登堂入室的。像我这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肯定是难以成就的了。
唐代中叶的德宗皇帝李适，曾经问过这位写《多宝塔》的书法大师——颜真卿，怎么才能将字写好？颜真卿回答道，心正自然笔正。因为德宗是个信任奸宄谗臣的庸君，颜真卿这样说，是要让皇帝在政治上清醒。但这句名言，用在学习上，很有道理；用在做人上，更有道理。心正笔正，字正人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涉及货真价实的学问方面，涉及正正派派的做人方面，如毛主席所说，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因为，有些事情，或不足，或过头，或偏差等等，俗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大概是来得及补救一二的。但有些事情，譬如书法，要写得有点样子，不一定要求写得非常之好，好到能挂进“荣宝斋”沽价待售的程度，那非得写秃千百支笔，磨尽数十锭墨，耗掉一两令纸不可。
若是怀急功近利之心，具急于求成之念，最好不花力气，幻想一蹴而就，就能力逼“二王”，直追“颜柳”，那无异白日做梦。
岂止是书法，任何事，不是从基础做起，一点一滴地积累，不是脚踏实地，循序渐进的话，即使进了门，也是皮毛和花架子而已。看来，大半辈子过去的我，再来把毛笔字写好，大概是困难的了。一个是我们自己把时间虚度，另一个也是别人把我们的时间耽误，两者加在一起，便“等闲白了少年头”，现在，真是后悔也来不及了。
书法，在博大精深的汉文化体系中，不过一个局部罢了。应该学的，需要学的，可以学的，不知还有多少。所以，现在那些有可能、有条件从头学起的年轻朋友，应该珍惜和把握住这个机会，充实自己，不再重蹈前辈的覆辙，那么将来，也就会少一些我们现在这种遗憾和叹息了吧。
（常朔摘自《河北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