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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人民广场的住房是一间大屋子，中间横着一口大柜，把屋子隔成了两间。那口大柜的某一格里放着父亲的书，我经常爬到柜子边沿上去翻看。有一回，我翻到了父亲的一个笔记本，好奇地偷读起来。其中一页的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父亲记录的别人对他的批评和他自己的检讨，主要是脾气急躁和态度粗暴之类。这当然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是，当时我却觉得犹如五雷轰顶。在此之前，我对父亲一直怀着崇拜的心理，并且以为别人都和我一样。我压根儿没想到，会有人说他不好，而他必须向他们承认自己不好。这件事一下子打破了我的幼稚的崇父心理，使我发现他的权威仅对子女有效，在所有其他人眼中不过是个凡人。此后许多天里，我的心情沉郁而复杂，一面深深地同情他，自以为懂得了他的秘密苦恼，一面为窥见了他的凡人面貌而感到羞愧和不安。
我上小学时，父亲才三十开外，仍很有生活的乐趣。每年元宵节，他会亲手制作一只精致的走马灯，在纸屏的各面绘上不同的水彩画，挂在屋子里。电灯一亮，纸屏旋转起来，令我惊喜不已。他还喜欢养小白鼠，我们叫洋老鼠，也是自己动手制作鼠箱，里面有楼梯、跳板、转轮等，宛如一个小小游乐场。鼠箱的一面是玻璃，孩子们聚在前面看小鼠玩闹，笑声不断。我心中暗暗佩服父亲，真觉得他那一双巧手无所不能。然而，我上初中时，有一件事使我发现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许多作品，包括一顶硬纸做的军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坏我的作品，便把它们藏在那口大柜的顶上。和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时，我要用那顶军官帽，不免经常踩着柜子边沿爬上爬下。父亲对此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终于发作了，夺过我的军官帽扔在地上，一脚踩烂了。当时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亲手为孩子做玩具，到亲手毁坏孩子做的玩具，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变得相当暴躁。他难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带我们玩，从早到晚忙于工作。因为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觉，那时我们在家里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轻声说一句话，咳嗽一声，稍微弄出一点声音，都会遭到他的斥责。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是他千辛万苦养大了我们。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感到，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由于长期担任基层领导，他说话的口气中又掺入了一种训示下级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他还打孩子，经常挨打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因为淘气，一个是因为他所认为的笨。我不记得他打过我，但我并不因此原谅他。有一段时间，我对他怀有相当敌对的情绪，看见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别的地方去看书。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著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十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苏童摘自《我的心灵自传：岁月与性情》 图/阿酸）
痴心石
三 毛
许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13岁的少年时，看见街上有人因为要盖房子而挖树，很心疼那棵树的死亡，就站在路边呆呆地看。树倒下的那一瞬间，同时在观望的人群发出了一阵欢呼，好似做了一件值得庆祝的事情一般。
树太大了，不好整棵运走，于是工地的人拿出了锯子，把树分解。就在那个时候，我鼓足勇气，向人开口，很不好意思地问，可不可以把那个剩下的树根送给我。那个主人笑着看了我一眼，说：“只要你拿得动，就拿去好了。”我说，我拿不动，可是拖得动。就在又拖又拉又扛又停的情形下，一个死爱面子又极羞涩的小女孩，当街穿过众人的注视，把那个树根弄到家里去。
父母看见当时发育不良的我，拖回来那么大一个树根，不但没有嘲笑和责备，反而帮忙清洗、晒干，然后将它搬到我的睡房中去。
以后的很多年，我捡过许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回家，父母并不嫌烦，反而特别看重那批不值钱但是对我有意义的东西。他们自我小时候，就无可奈何地接纳了这一个女儿，这一个有时被亲戚叫成“怪人”的孩子。
我的父母并不明白也不欣赏我的怪癖，可是他们包涵。我也并不想父母能够了解我对于美这种主观事物的看法，只要他们不干涉，我就心安。
许多年过去了，与父母分别了20年的1986年，我和父母之间，仍然很少一同欣赏同样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天地，我，埋首在中国书籍里。我以为，父母仍是不了解我的——那也算了，只要彼此有爱，就不必再去重评他们。
就在前一个星期，小弟跟我说第二天的日子是假期，问我是不是跟父母和小弟全家去海边。听见说的是海边而不是公园，我就高兴地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又去看书，看到天亮才睡去。全家人在次日早晨等着我起床一直等到11点，母亲不得已叫醒我，怕我不跟去会失望，又怕叫醒了我要丧失睡眠，总之，她很为难。半醒了，我只挥一下手，说“不去”，就不理人翻身再睡，醒来发觉，父亲留了条子，叮咛我一个人也得吃饭。
父母不在家，我中午起床，奔回不远处自己的小房子去打扫落花残叶，弄到下午五点多钟才再回父母家中去。
妈妈迎了上来，责备我怎么不吃中饭，我问爸爸在哪里，妈妈说：“哎，在阳台水池里替你洗东西呢。”我拉开纱门跑出去喊爸爸，他应了一声，也不回头，用一个刷子在刷什么，刷得好用力的。过了一会儿，爸爸又在厨房里找毛巾，说要擦干什么的，他要我去客厅等着，先不给看。一会儿，爸爸出来了，妈妈出来了，二老手中捧着的是两块石头。
爸爸说：“你看，我给你的这一块，上面不但有纹路，石头顶上还有一抹淡红，你觉得怎么样？”妈妈说：“弯着腰好几个钟头，丢丢拣拣，才得了一个石球，你看它有多圆！”
我注视着这两块石头，眼前立即看见年迈的父母弯着腰、佝着背，在海边的大风里辛苦翻石头的画面。
“你以前不是喜欢画石头吗？我们知道你没有时间去拣，就代你去了，你看看可不可以画？”妈妈说着。我只是看着比我还要瘦的爸爸发呆又发呆。一时里，我想骂他们太痴心，可是开不了口，只怕一讲话声音马上哽住。
这两块最最朴素的石头，没有任何颜色可以配得上它们，这是父母在今生送给我的最深最广的礼物，我相信，父母的爱——一生一世的爱，都藏在这两块不说话的石头里给了我。父母和女儿之间，终于在这一瞬间，在性灵上，做了一次最完整的结合。
我将那两块石头放在客厅里，跟在妈妈身后进了厨房，然后，三个人一起用饭，饭后爸爸看的“电视新闻”开始了，妈妈在打电话。我回到父母家也是属于我的小房间去，赫然发现，父亲将这两块石头，就移放在我的一部书上，那部书，正是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余娟摘自《同学少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