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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餐桌上，红薯又成为一道菜，蒸红薯、烤红薯、糖拌红薯、蜜汁红薯，而且都是大受欢迎，几乎成了美味佳肴。有一次，我为一盘红薯的真假，和餐桌上的朋友还发生过争执。现在我已经忘记了那道红薯菜的雅称，只记得盘中的红薯全是一般大小，其体积就如同鸽子蛋，而又像枣核一样地拉长了。如此这般整整齐齐的大小，有人就叫它袖珍红薯。但是红薯能那么地一模一样吗？何况种植者都是图高产，那么小的红薯是不是就要亏本了？众多的筷子头都拨拉着那盘袖珍红薯，争论由此而发生：这肯定又是机器制造，就和那些人造肉、素腰花、素鱼翅一样，看起来真是以假乱真，吃起来才可以品尝出是赝品。可是当大家都扔到嘴里仔细地咀嚼时，谁都不敢否定那确实是红薯的味道。最后的结论是，袖珍红薯也是真红薯，只是经过了厨师的再创造，先是把那些大红薯剥皮后揉搓成红薯泥，然后再捏成大小相同的小丸，当然还要涂上紫红的颜色，上锅又蒸一遍，立即就真假难辨了。 为此我甚至埋怨中国人在什么事情上都喜欢瞎折腾，本来也就是真红薯，玩出那样的花样不但太费事，而且让红薯都失去了自我的本真。假若涂上的颜色有危害，又实在是弄巧成拙了。如此的事例举目可见，因为我是说红薯，就不想再扯到别的话题。 自从红薯上了餐桌，每每都会勾起我的记忆，那样的记忆已经很遥远，又总是连累到我的胃。算起来已经四十多年了，但是关于红薯的话题就好像在我的心里生了根，永远都记忆犹新。 因为，以红薯为主的食物，几乎伴随着我的少年时代。 那时候的土地人均量还很多，农民也是一天到晚在忙活，春天播种，秋夏收获，即使严寒的冬季，也是在到处推老墙、打老炕、沤蒿草，想尽一切办法地积攒肥料，但是地里长出的庄稼为什么总是那么少？最可怜的是农民自己也吃不了几天新麦，所以说在我们那个地方，红薯就成了将近半年的主要口粮。这样下来，家家户户都挖着红薯窖，以便使容易出芽或者冻坏的红薯，能熬过漫长的冬天和青黄不接的春天。有许多发明和创造都是因为人类的苦难而产生，比如红薯，村里人经过交流甚至是研究，竟然有了那么多的胜利成果。当然，我所能知道的成果，只有在母亲的做饭中才能看到。 我这就要说到记忆中的红薯饭。其实我们那里的人把红薯都一致叫做红苕，我称其为红苕饭更确切一些。对于红苕饭的精细制作还必须得益于那一天的闲暇。忙着上工干活的日子，是很难享受到那样的口福的。 最复杂的可能就应该是烙煎饼了。煎饼无疑就是那个年代的一顿美餐。 第一道工序是先把整个的红苕蒸熟，出锅后再把每个红苕的皮儿剥干净，然后就像揉面一样把红苕揉成红苕泥，这就可以擀成一张一张的圆形饼，下锅再烙成真正的煎饼。那个时候的食用油也少得可怜，每个人全年能分到的也就是一二斤，所以说尽管吃的还是纯粹的红苕煎饼，因为每一张都要用油刷在锅里刷一下油，能吃顿煎饼实在是太奢侈了。 不心疼红苕却必须心疼油，有的人就又想起了别的办法。先是试图用酱油代替，但是酱油的成分主要还是水，弄不好就会把煎饼沾成了一团糨糊。有的人就干脆干锅烙，那样需要的只是掌握好锅的热度，用两只手不停地旋转着，等到煎饼慢慢变成了焦黄，才可以丢开手再准备另一张。还有人用酱油把每张饼子从中隔开，分成几摞子又在锅里蒸，总之是只要形状像个煎饼，也算是那顿饭终于变了个花样。 吃煎饼是需要卷菜的，如果是春天，还可以提前挖些灰条之类的野菜回来，如果是冬天吃煎饼，那只能是再把生红苕切成细细的红苕丝。炒过红苕丝的油锅底也不能浪费，正好熬出一锅沫糊，沫糊也不敢用面粉，仍然是放入红苕不停地用勺子搅。 摊开红苕饼，卷着红苕丝，最后再喝一碗红苕沫糊，可是走出家门对外人说起来，就都会很张扬地说：“嗨，今天吃煎饼了！”故意节省了“红苕”两个字。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在那个时候，还是声称着自己的快乐。 （执子之手摘自《西安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