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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响了,这时候谁会打给我?此时的我正躺在澳大利亚的海滩上休假,“喂,妈妈,我是克里斯特尔,”克里斯特尔是我26岁的女儿,她从威斯康星州打来,“妈妈,我有件事得跟你谈谈。”我突然感到有点不妙,“妈妈,你还记得我的好朋友卡西吗?伊利诺伊州的,她需要换肾,”克里斯特尔停顿了一下,“我想捐一个我的肾给她。”
我手中的电话差点掉在地上,谢天谢地此时的我是在晒太阳而不是在开车。这次度假我是和男朋友一起来的,三年前我离了婚,久久难以走出离婚的阴影,是我的三个女儿一直陪着我。尤其是大女儿克里斯特尔。
她要捐赠器官给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听起来简直疯了。这些年,克里斯特尔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价值。她放弃了自己的大学学业,说要在社会中寻求自我价值的体现,她曾经在一家影城当经理,她是那么聪明、大方,我离婚后,她一直是我的支柱。但是捐赠器官给别人我没法认同。“克里斯特尔,这需要慎重考虑。”我说道,我尽量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冷静,克里斯特尔说她会仔细考虑,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全然没了度假的心情,脑子里全是克里斯特尔的话,她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么做?难道我对她缺乏判断力的培养,我想是的。在离婚之前,我一直认为我的孩子们很健康,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正常。我和丈夫是高中同学,感情一直不错,我的孩子们也非常健康活泼,从来没有生过大病,甚至没有骨折、没有住过院。我一直精心呵护着她们。一种前所未有的失望和恐惧包围着我,克里斯特尔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把自己的身体摘一部分送人?
回到家我给克里斯特尔的父亲汤姆打电话,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很好啊,”他说,”我为她感到自豪。”“汤姆!”我大声喊道,“摘除自己的肾脏不是个明智的选择,我们必须跟她谈谈,让她打消这个念头。”汤姆说道:“别担心,你觉得随便两个人的肾脏就能匹配吗?还是等她们的测试结果出来再说吧。”
克里斯特尔给我讲起了卡西的不幸,她从小就得了肾病,之前已经进行了一次肾脏移植手术,但不幸的是,手术并不成功,她不得不靠透析维持生命。每天都承受着巨大的痛苦。这的确是个悲惨的姑娘,但我提醒克里斯特尔捐肾并不是她的责任。
几个星期过去了,突然有一天我又接到克里斯特尔的电话:“妈妈,简直难以置信,我和卡西的测试居然是匹配的,医生说我们的匹配程度就像亲姐妹一样。我想过几个月就进行手术。”我仅存的侥幸也破灭了,我不得不进行最后的争取,但克里斯特尔还是不为所动,“妈妈,现在不是争吵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了,我需要你的支持。你也见过卡西了,她是个多么可爱的女孩,你能眼睁睁看着她每日忍受着这样的折磨直到死去吗?更何况她是我的好朋友。妈妈,我现在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帮助别人才是自我价值的最好实现。”我的眼泪流了出来,面对女儿的这番话我无言以对,只好点头答应了。
手术那天,我陪在克里斯特尔的身边,卡西的妈妈也一直陪伴着女儿,她的话不多,满是憔悴。两个孩子被推进了手术室,我们焦急地等待着。过了许久,我转身看到卡西的妈妈躲在墙角,身体不停地抽搐,我知道她在哭。哪个母亲看到自己的孩子痛苦不心疼呢?我开始理解克里斯特尔的决定了。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克里斯特尔被推了出来,她还没有醒,我看着她。想起了她刚出生时的样子,小小的、弱弱的,是那么无助,如今她已经是个大姑娘了,肯牺牲自己延续别人的生命。“你是我的英雄。”克里斯特尔醒来我这么对她说。
如今两个女孩恢复得都非常好,当地的电视台还采访了她们。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她们,还有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有很多种,克里斯特尔让我学到了很多。
(汪永丽摘自《环球时报》2009年7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