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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孔子带领弟子们在鲁桓公的庙堂里参观，看到一个特别容易倾斜翻倒的器物。孔子围着它转了好几圈，左看看，右看看，还用手摸摸、转动转动，却始终拿不准它究竟是干什么用的，于是就问守庙的人：“这是什么器物？”守庙的人回答说：“这大概是放在座位右边的器物。”孔子恍然大悟，说：“我听说过这种器物。它什么也不装时就倾斜，装物适中就端端正正的，装满了就翻倒。君王把它当做自己最好的警戒物，所以总放在座位旁边。”
孔子忙回头对弟子说：“把水倒进去，试验一下。”
子路忙去取了水，慢慢地往里倒。刚倒一点儿水，它还是倾斜的；倒了适量的水，它就正立；装满水，松开手后，它又翻了，多余的水都洒了出来，孔子慨叹说：“哎呀！我明白了，哪有装满了却不倒的东西呢！”子路走上前去，说：“请问先生，有保持满而不倒的办法吗？”
孔子不慌不忙地说：“聪明睿智，用愚笨来调节；功盖天下，用退让来调节；威猛无比，用怯弱来调节；富甲四海，用谦恭来调节。这就是损抑过分，达到适中状态的方法。”子路听得连连点头，接着又问道：“古时候的帝王除了在座位旁边放置这种器物警示自己外，还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自己的行为过火呢？”
孔子侃侃而谈：“上天生了老百姓又定下他们的国君，让他治理老百姓，不让他们失去天性。有了国君又为他设置辅佐，让辅佐的人教导、保护他，不让他做事过分。因此，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设置侧室之官，大夫有副手，士人有朋友，平民、工、商，乃至于杂役的皂隶、放牛马的牧童，都有亲近的人来相互辅佐。有功劳就奖赏，有错误就纠正，有患难就救援，有过火就更改。自天子以下，人各有父兄子弟，来观察、补救他的得失。太史记载史册，乐师写作诗歌，乐工诵读箴谏，大夫规劝开导，士传话，平民提建议，商人在市场上议论，各种工匠呈献技艺。各种身份的人用不同的方式进行劝谏，从而使国君不至于骑在老百姓头上任意妄为，放纵他的邪恶。
子路仍然穷追不舍地问：“先生，您能不能举出个具体的君主来？”孔子回答道：“卫武公就是个典型人物。他九十五岁时，还下令，‘从卿以下的各级官吏，只要是拿着国家的俸禄、正在官位上的，就不要认为我昏庸老朽而丢开我不管，一定要不断地训诫、开导我。我乘车时，护卫在旁边的警卫人员应规劝我；我在朝堂上时，应让我看前代的典章制度；我伏案工作时，应设置座右铭来提醒我；我在寝宫休息时，左右侍从人员应告诫我；我处理政务时，应有瞽、史之类的人开导我；我闲居无事时，应让我听听百工的讽谏’。他时常用这些话来警策自己，使自己的言行不至于走极端。”
众弟子听罢，一个个面露喜悦之色。他们从孔子的话中明白了一个道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要调节自己，使自己的一言一行合乎标准，不过分，也不要达不到标准。
所谓过犹不及，媒体的过分喧嚣，有时候会给你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带来一种误读。因为人们总是在心里放大想要放大的东西，经过媒体的渲染，人们就会加深种种美好或者恶劣的印象。而外界的喧哗总还是难免的，唯有端正自己的言行，时刻提醒自己过犹不及、适可而止，才能将自己很好地融合在环境中，找到倾斜或满溢的平衡点，摆正自己的位置。
（小东东摘自《于丹九堂幸福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