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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父亲当时发现钱少了,就拿着一根竹竿,让我和弟弟跪在墙边,让我们承认到底是谁偷的。我被当时的情景吓傻了,低着头不敢说话。父亲见我们都不承认,说,那两个一起挨打。忽然弟弟抓住父亲的手大声说:“爸,是我偷的,不是姐干的,你打我吧!”父亲手里的竹竿无情地落在弟弟的背上、肩上,父亲气得喘不过气来,打完了坐在炕上骂道:“你现在就偷家里的,将来长大了还了得?我打死你这个不争气的。”当天晚上,我和母亲搂着满身是伤痕的弟弟难过,弟弟却一滴眼泪都没掉。半夜里,我突然嚎啕大哭,弟弟用小手捂着我的嘴说,姐,你别哭,反正我也挨完打了。
我一直恨自己当初没有勇气承认,事过多年,弟弟为我挡竹竿的样子我仍然记忆犹新。那一年,弟弟8岁,我11岁。
弟弟中学毕业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同时我也接到了省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那天晚上,父亲蹲在院子里一袋一袋地抽着旱烟,嘴里还叨咕着,俩娃都这么争气,真争气。母亲偷偷抹着眼泪说,争气有啥用啊,拿啥供啊!弟弟走到父亲面前说,爸,我不想上了,反正也念够了。父亲一巴掌打在弟弟的脸上,说,你咋就这么没出息?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把你们姐弟俩供出来。说完转身出去挨家借钱。我抚摸着弟弟红肿的脸说,你得念下去,男娃不念书就一辈子走不出这穷山沟了。弟弟看着我,点点头。
没想到第二天天还没亮,弟弟就偷偷带着几件破衣服和几个干馍走了,在我枕边留下一个纸条:姐,你别愁了,考上大学不容易,我出去打工供你读书。
我握着那张字条,趴在炕上,失声痛哭。那一年,弟弟17岁,我20岁。
我用父亲满村子借的钱和弟弟在工地上搬水泥挣的钱终于读到了大三。一天我正在寝室里看书,同学跑进来喊我,梅子,有个老乡在找你。怎么会有老乡找我呢?我走出去,远远地看见弟弟,穿着满身是水泥和沙子的工作服等我。我说,你咋和我同学说你是我老乡啊?
他笑着说,你看我穿的这样,说是你弟,你同学还不笑话你?
我鼻子一酸,眼泪就落了下来。我给弟弟拍打身上的尘土,哽咽着说你本来就是我弟,这辈子不管穿成啥样,我都不怕别人笑话。
他从兜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手绢包着的蝴蝶发夹,在我头上比量着说,我看城里的姑娘都戴这个,就给你也买了一个。我再也没有忍住,不顾一切地就抱着弟弟哭起来。那一年,弟弟20岁,我23岁。
我结婚以后,住在城里,几次和丈夫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他们都不肯,说离开那村子就不知道干啥了。弟弟也不同意,说,姐,你就全心照顾姐夫的爸妈吧,咱爸妈有我呢。
丈夫升为厂里的厂长,我和他商量把弟弟调上来管理修理部,没想到弟弟不肯,执意做了一个修理工。弟弟说:“姐夫刚上任,我又没文化,直接当官,给他造成啥影响啊!”丈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也哭着说,弟啊,你没文化都是姐给你耽误了。他拉过我的手说,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啥。
那一年,弟弟26岁,我29岁。
弟弟30岁那年,才和一个本分的农村姑娘结了婚。在婚礼上,主持人问他,你最敬爱的人是谁,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姐。
弟弟讲起了一个我都记不得的故事:“我刚上学的时候,学校在邻村,每天我和我姐都得走上一个小时才到家。有一天,我的手套丢了一只,我姐就把她的给我一只,她自己就戴一只手套走了那么远的路。回家以后,我姐的那只手冻得都拿不起筷子了。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这一辈子一定要对我姐好。”
台下一片掌声,宾客们都把目光转向我。
我说,我这一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我弟。在最应该高兴的时候,我却止不住泪流满面。
(风如摘自《牛城晚报》2009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