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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苏轼传》中写到：他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的一生做了如下总结：心似已灰之木，心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一生三起三落历尽沉浮，昨日还是五马使君，今日忽成乌台案犯;今日尚为东坡野人，明日则为翰林学士，后日又复为天涯罪人。
一贬再贬的人生遭遇，又是如何让东坡一曰“何妨吟啸且徐行”，二曰“竹枝芒鞋轻胜马，”三曰“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呢？又是什么让他从生活道路的坎坷顺利，仕宦途中的升沉进黜，政治斗争中的荣辱得失，命运人生的生死祸福中悟出“也无风雨也无晴”呢？苏轼在《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里写道：“未成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苏轼对待人生类似于“中隐”的态度或多或少助他完成了人生苦难的心灵超越。
仕人偏于儒，就是杜甫、韩愈、颜真卿的境界;偏于禅道，就是王维的境界;不偏不倚，就是白居易的境界。自居易提出的“中隐”思想使隐逸从小隐（隐于山林）到大隐（隐于朝市）再到中隐（隐于地方官）的嬗变，这也充分揭示文人在世事沉浮中的心理变化。
大隐与小隐，冷落与喧嚣，贫贱与富贵都是人生的两大极端，都不好。最好的方法是均衡两者，各取其利，选择不偏不倚的中庸之路。这条路好就好在达到了政治上的“穷”与“通”，经济上的“约”与“丰”，生命上的“去”与“安”综合统一。宋代文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利用了“中隐”思想，为自己的人生寻找到一条合情合理的中庸之道。苏轼面对坎坷挫折的那种旷达的心态，便是“中隐”的体现。
苏轼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叩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对陶渊明这种想出仕就出仕、欲归隐便归隐的真实淳朴的自然人生充满向往，这也是他居陋屋，食粗食，不改其乐的精神源泉。但苏轼是典型的宋代文人，有着与生俱来的社会责任感。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庙堂之忧与黎民执念占据着苏轼的内心。他曾想“乘风归去”、想“江海寄余生”，可他想得更多的是“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这就决定了他不能弃官归隐，可他主观上不肯随俗俯仰，所以他羡慕白居易的“中隐”态度。
文人的责任感让苏轼想从儒家“入世”思想和佛道“退隐”思想中得到调和，或许他真正想选择的是像范大夫那样功成名就后，再归去的生存方式吧。可事实上，苏轼一生都未做到功成名就，所以也就不可能实现“身隐”的愿望。退而求其次，在一贬再贬的放逐生涯中，尽可能地去淡忘功名，尽可能地超然旷达，尽可能地融入自然，尽可能地让心灵超乎于世俗之外。在宦海沉浮中，他没有放弃现实人生，在“何妨吟啸且徐行”中，比隐逸之士多了一份豪放与开阔，比愁肠百结的寒儒们又多了一份旷达与超脱。
苏轼在行云流水中嬉笑怒骂，没有屈原、阮籍的忧虑，没有李白、杜甫的紊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也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一直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与韵味，如江上清风般淡雅，山间明月般脱俗。
（老九摘自《南昌日报》2014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