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

等的过程是将时间无限拉长的过程，所以，尽管你只是等了一刻钟，却犹如过去了一小时。所以，大多数人的感受，等是痛苦的，难熬的。可一旦等的过程结束，迎来了无限美好，又很容易把等的过程中种种的急迫、焦虑、望眼欲穿统统忘掉，抛于脑后。倘再假以时日，回忆起当初的等，还会觉得是那么美好。
　　老何是一个能等的人。陈忠实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个字，对妻子说：“我得给老何写封信，告诉他小说的事，我让他等得太久了。”陈忠实说的老何，叫何启治，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两人交往已经有20年了。
　　1973年隆冬，何启治找到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在西安组稿。读过陈忠实刊发在《陕西文艺》上的短篇小说，觉得很有潜力，这个短篇完全可以进行再加工。所以，想约陈写一部长篇小说。
　　那时的陈忠实，还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没有任何名气，而且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于是何启治耐心地鼓励他，激励他要树立信心。“你一定要写长篇，写出来一定要给我发。”临分手时，何启治言辞恳切地说：“别急，你慢慢写，我可以慢慢等！”
　　此后，两人就一直联系，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1年后的1984年，陈忠实接待前来陕西组稿的何启治。两人闲聊时，何启治问他：“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看到陈忠实面有难色，何启治轻松地说：“没关系，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记着给我就是了。还是当年那句话，不急，我可以慢慢等！”再后来的一次两人聚面，又说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这一次，面对何启治的真诚，陈忠实告诉他，自己有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想法。初步计划在三年内完成，在此期间请老何不要催问。何启治用力地握着陈忠实的手，说：“你放心，我充分尊重你的创作，保证不给你带来任何压力和负担。”此后的几年里，何启治紧关口舌，守约如禁。每次，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他都要委托这些编辑给陈忠实带去问候，但再三叮嘱，只是问个好，不要催稿。1991年的初春，何启治带领一班人马到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见面时，他对陈忠实说：“我没有催稿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呼就行了。”在何启治“关心”不“催促”的无压力状态下，陈忠实的长篇小说创作十分顺畅，只用了8个月就完成了。其后，和何启治料想中的一样，《白鹿原》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风行全国，并在1997年12月，获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
　　老何的等是对朋友的信任，舒曼的等却是对爱情的坚贞，因为他要等一个小女孩慢慢长大。舒曼年轻时寓居在音乐家维克先生家中。他和音乐家的女儿克拉拉一起弹琴，一起创作，一起举办小型演奏会。当时舒曼19岁，克拉拉12岁。渐渐地，年纪小小的克拉拉从心底爱上了爸爸的这位学生，她唯恐舒曼先爱上别人，曾央求他说：“请等着我长大。”舒曼后来因为练琴过度损伤了手指，无法再圆自己的钢琴梦了，只好改学作曲。这时候，正在长大的克拉拉安慰他说：“让我把我的手指借给你吧。”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深，互相离不开了。最终，克拉拉不仅成了舒曼的得力助手和知音，也如愿以偿做了舒曼的妻子。他们在热恋中如此憧憬过：“让我们一起来创造如诗如画的生活，我们一起来作曲、演奏，像天使一般把欢乐带给人类。”人们说，在德国音乐史上，这是一对“双子星座”。凡是舒曼的名字在闪耀的地方，也同时映射着克拉拉的光芒。
　　“等”是一种美好而圆融的人生哲学，是在尽了自己的心意后所付出的一种合理而踏实的盼望和期待。不要急，慢慢来，春耕夏耘之后需等一等，才会有秋天的收获。有了冬天的等，才造就了春天的姹紫嫣红，春色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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