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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塾师要求学生将四书五经背诵得滚瓜烂熟，咬字要准，断句要对，丝毫马虎不得。因此许多人从小下足了记诵功夫，读过的经典终生难忘。现在仍有人主张让中小学生背诵大量中国古代经典诗文，只不过他们的功课压力如山，普遍加码并不适宜。
阅读中国古代经典，除开记诵，好方法至少还有四种：一是陶渊明的不求甚解；二是苏东坡的由此及彼；三是鲁迅的从字缝里读出字来；四是胡适的于不疑处有疑。
不求甚解并非偷懒，更不是卖萌，而是避免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某些模糊语意作过度解析，不受注释的束缚，不认死理，不削减必要的灵活性。《诗经》中的《关雎》，明显是一首情诗，然而《毛诗序》将它与“后妃之德”连线，唐代学者孔颖达说这首诗是文王用来教化民众的，宋代学者朱熹干脆以武断的方式坐实诗中的“君子”是文王，“淑女”是文王的妃子太姒，弄得大家都没了想象的余地。难怪古人早就强调“诗无达诂”，以《关雎》这首经典诗歌为例，古今诠释各不相同，何者才是标准答案？你若寻求甚解，只会急死、烦死、苦恼死，你若不求甚解，则游刃有余，想象力可高飞，可疾奔，可徐行。
苏东坡参加殿试时，撰写《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一句“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文坛领袖欧阳修都不知道这个典故出自何书。后来，欧阳修当面询问得意门生，苏东坡的回答却是“何须出处”，令欧阳修闻之一怔。苏东坡告诉恩师欧阳修：“事在《三国志·孔融传》注解中。”欧阳修回家查书，并没有找到那句话的来龙去脉，仍是一头雾水。过了几天，欧阳修再次询问弟子，东坡回答：“曹操将袁熙的正妻赐给儿子曹丕。孔融说：‘以往，周武王灭商后，也曾将妲己赐给弟弟周公旦为妻。’曹操问道：‘哪本书上有这个说法？’孔融笑道：‘以今天发生的事情去推理，我猜想当时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吧。’尧帝和皋陶的一问一答，我也猜想应该是这样的。”欧阳修闻言大惊，回头感叹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苏东坡把死书读活了，用的就是由此及彼的推理法，这种“化骨绵掌”，他用来得心应手。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借狂人之口道出“从字缝里读出字来”，那就是“吃人”。狂人以这种方法翻阅“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产生不少幻觉，也弄出不少骇人听闻的新解，因此不被社会所容。这似乎说明了狂人的读书方法出了问题，脑袋有了毛病。事实上，这种读法是某些怪才、鬼才的拿手好戏。金圣叹评点“六才子书”，用的固然是这种方法。“厚黑教父”李宗吾著《厚黑学》，更是得益于“从字缝里读出字来”，他揭看儒家祖师的底牌，认为“仁近于厚，义近于黑”，道前人之所未道。你完全可以不赞同李宗吾的观点，但他别具只眼的读书方法却不可抹杀。
胡适强调“做人要于疑处不疑，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学问的初步即读书。对某些经典名言质疑，能够试得出思考的刀刃是否锋利。金岳霖曾笑评经典民谚“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逻辑错得离谱，如果前提成立，推理的结果就是“仁义价值一大堆粪土”，这无疑是自相矛盾的。即使是一句顶一万句的圣人哲言，也并非天衣无缝，照样会有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在《论语》中，孔子告诫弟子“毋友不如己者”，钱穆在《论语新解》中将它翻译为“莫和不如己的人交往”。这句话似乎相当在理，却不合逻辑，倘若你谨遵圣人教导，眼前就只有华山路一条。试想，那些比你更强的人若也采取这个尺度，你就不配做他的朋友。真要是大家都将此奉为交友法则，比自己弱的人就不肯交，比自己强的人又攀不上，岂不是青天白日打灯笼也找不到朋友了吗？
读书四法，只要你用得好，必定大有收获。中国古代经典绝非死书，激活其中的智慧，势必造福良多。
（常朔摘自《今晚报》2015年6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