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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将内与外分得很清楚，这一点很值得注意。虽然孟子教导我们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但是，这种“推恩”的思想，在实行起来，的确是大打了折扣，我们还是对亲人更好，对熟人次之，对陌生人就比较冷漠。说白了，我们的内心，还是画了一道明显的杠杠，哪是“内”，哪是“外”，泾渭分明。
我们知道，儒家是按照血缘亲疏来处理人际关系的，这就是有内有外的理念依据。儒家讲孝悌，孝悌其实就是“内”，其余则为“外”。但在“外”中，又有一个细分。熟人为“内”，陌生人为“外”。这样一来，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内心中就有一个亲疏远近的差别，不可能一视同仁。虽然儒家的理想是“大同”，所谓“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但这种理想，可以说从来都是理想，离现实的距离，真不可以道里计。
我个人觉得，这种将人分为“内”与“外”的做法，也许在它初始阶段，对维护纲常伦理，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这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做法，越来越显示出其落后性，可以说，几乎开始成为新型人际关系的绊脚石。
譬如说吧，因为在人际交往中，有“内”与“外”的分别，我们就发现，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首先是攀老乡。若大家是同乡，则可能会抱成一团；若不是，则永远是路人。再举个例子，出门办事，永远是要找人。找人是什么意思？就是熟人好办事。若没有个“内”与“外”的分别，大家一视同仁，熟人自然就不用找了。更别说，在理论上应该“举贤授能”的时候，偏偏会“任人唯亲”了。官场上特有的“站队”现象，不是“内外有别”的现实版吗？
所以我说，儒家文化中，这种分“内”和“外”的做法，已经成为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的最大障碍。亲人之间，熟人之间，往往是温情脉脉，彬彬有礼，但是对待陌生人，则可能不仅是冷漠，甚至是暴力。女儿去了趟美国，深深感受到普通美国家庭对寄宿在他家的外国人的那份热情和善意。我们中国人，则很难接受陌生人在家中借宿。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的差异。我们是有“内”有“外”，而他们，则是“内外无别”。
因为有“内”有“外”，我感觉还因此产生了一种人际交往中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就是“内”的交往简直是密不透风，而“外”的交往则不仅是疏可走马，简直是老子说的“老死不相往来”。我们中国人，可以说对份“内”的交往，有时真感觉不堪重负。不说亲人，就是熟人，一个单位，几百号人，因为是熟人，却不过面子，大凡孩子生日、考学、结婚，加上老人辞世吊唁，都要凑份子，那真是人人喊头疼，又不得不随大流，你说中国人活得累不累？但是，细细一想，我们对陌生人，对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到底做了点什么？中国的公益事业，到底做得如何，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本账，不用我来捅破这层窗户纸。
说到底，我们中国人待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人的人品来对待他，而是根据他与我的远近亲疏来对待他。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根据这个人是否需要帮助来对待他，而是根据这个人与我关系好不好来对待他。“关系”这个词，是对“内外有别”的人际交往的一个浓缩的精华的说法。“关系”好，可以无所不为；“关系”不好，那就对不起，一边站着去。
打破儒家人格的“内外有别”，已成当务之急。在这个意义上，我个人觉得，道家与墨家，在人际交往中，有值得儒家借鉴的地方。道家虽然看起来冷漠，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但是有一点，道家待人，一视同仁，没有亲疏远近之别，这一点，显得特别真诚。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不仁”，恰恰是天地的大仁。因为没有“内”与“外”的分别，所有人，甚至包括自然界的所有物，在人格上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你是“内”我就亲你，你是“外”我就疏你。大家想想，这种状态，难道不是我们所期待的吗？庄子也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从宏观的眼光看，“内”与“外”，根本上就是统一体，不存在本质的分别。道家有这样一种宏阔的眼光，所以在待人处世上，就没有儒家那般拘束，那般显得小家子气，而显出一种恢宏的大气概。道家打通了“外”与“内”，“大”与“小”的分界线，于是就很有可能升华到佛的慈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庄子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
至于墨家，我们知道，那是普爱的。没有亲疏远近之别，一切人，都在爱的范畴之内。“兼爱”打破了“內”与“外”的分野，这一点与道家同。与道家异的，是打破的方式不同。道家是用哲学的武器，墨家还是用伦理的武器。墨子说：“天下之人皆不相爱，强必执弱，富必侮贫，贵必敖贱，诈必欺愚。”这话今天听来，不是感觉振聋发聩吗？
所以我呼吁，我们中国人，真的到了放弃“内外有别”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的时候了。以一颗普爱大众的心，去爱一切人、一切物，去帮助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去关怀那些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甚至也没有交集的人，甚至包括一尾濒临死亡的鱼。这大约就是鲁迅先生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编辑 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