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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从发病到最后的去世，不到四个月。那几个月，爸始终不知道自己的病情，他热切地盼望自己快好起来，积极看病、吃药、做足疗，得闲也帮家里料理一些事。
那时，我家煤气改管道，原来的罐子没用了。正好附近有大学，学生们愿意租煤气罐自己开火做饭，父亲就在学校周围贴了一些小广告。我忘了租金是多少，一个月两块？至多不超过五块。
两个学生来敲门的时候，正是父亲入土为安后的第二天，不再有吊客盈门，我看着眼前陌生稚气的面孔，听了好几遍才明白来意：“我们不租了。”砰一声关上门。我恨不能，把全世界都关在门外，只留我与我的悲痛相抱而眠。
大概是关门的声音大了，我妈听见了问我：“是谁？”我说：“租煤气罐的。”妈说：“你怎么把人赶走了？”她立刻出了门，站在楼道里，喊了好一会儿，才喊回他们。
我妈和我一样，已经几天没吃好没睡好了，却照常与他们谈价格谈押金，谈妥了，就去厨房吃力地搬煤气罐——我冲过去和她一起搬了。
当时的我，真的不明白：父亲都不在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些破事，这几块钱，要来何用。
又过了些年，我自己发生了很多事。很长的日子里，我无法入睡，黑暗像渐渐凝固的石膏，把我封印在里面。强烈的恨意与绝望涌上心头，一夜一夜，我都与想推窗跳下去的欲望拼搏挣扎。而城市夜空，是一种嗡嗡作响的静。
偶尔也有应酬活动或演出场面。坐在人家的演播室里，啪一声，顶灯打开，顿时，无尽热泪涌上，生生停在眼眶里。
每一次我都想：非得去吗？有必要吗？这些能稍微缓释我的痛吗？每一次，还是去了：既然没有当机立断说跳楼就跳楼，就得把眼前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当当。日子，还要继续。后来，时间慢慢跨过我，像轧路机碾过不够驯服的沥青路面。
有一次，我在小区里遇到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年轻女子。她活泼且美丽，一路与推轮椅的人说说笑笑。走近了，我看到她的裤管，从大腿处就打了结。她应该不是生来就没有双腿，而是后来受了伤。
她没看到我，我看着她的满脸笑容。我明白了某种意义上，我就是她。和她一样，我的伤终生不会痊愈，正如断肢不会自己长出来。但，我将克服这缺陷，并且习惯。
屠格涅夫的《白菜汤》有这样一个段落：一个穷寡妇死掉了独子。她脸颊消瘦，眼睛红肿，站在小屋里，“不慌不忙地从一只漆黑的锅底舀起稀薄的白菜汤来，一调羹一调羹地吞到肚里去。”妇人说：“我活活地给人把心挖了去。然而汤是不应该糟蹋的，里面有盐呢。”
是的，汤里有盐。这不是意志或者坚强，只是人生。
（良人摘自《渤海早报》2010年12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