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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说：“天黑了，谁能拉着太阳不让它下山？你就得躺下，孩子，不怕，多黑的天到头了也得亮。”
姥姥走的那年春节我还跟她说：“挺住啊老太太，使使劲儿，怎么着咱们也得混个百岁老人。”
姥姥说：“有些事能使使劲儿，有些事啊就使不上劲儿了，天黑了，谁也挡不住喽！”
“姥姥，你怕死吗？”
“是个人就没有不怕死的。”
“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多少回‘死了算了’？好像你不怕死，早就活够本儿了。”
“孩子你记住，人说话，一半儿是用嘴说，一半儿是用心说。用嘴说的话你倒着听就行了，用心说的话才是真的。”
“哈哈，老太太，那你这一辈子说了半辈子假话呀？”
“也不能这么说。你想啊，说话是不是给别人听的？哪有自己对自己说的？给别人听的话就得先替别人想，人家愿不愿意听，听了难不难受、高不高兴。这一来二去，你的话就变了一半儿了。你看见人家脸上有个黑点儿，你不用直说，人家自己的脸，不比你更清楚吗？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你要真想说，你就先说自己脸上也有个黑点儿，人家听了心里就好受些了。”
哦，凡事要替别人想。
“姥姥，你走了以后我想你怎么办？每年清明还得给你上坟吧？”
“不用，活着的那些人就够你忙乎的了，人死了啥都没有了，别弄这些个没有用的摆设了，那都是弄给别人看的。我认识你这个人快五十年了，我最了解你了，不用上坟。”姥姥走后我真的没敢去看她。
越不敢去心里越惦记。
去年夏天，儿子去姥姥家的水门口村过暑假，我派他代我去看看老奶奶。儿子回来说，老奶奶就躺在村口河边一个小山包的一堆土里。土堆前有块石头，上面写着姥爷和姥姥的名字：倪润太、刘鸿卿。土堆上面有些绿草，别的啥都没有了。儿子用手比画着土堆的大小，看着他那副天真的样儿，我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怎么也挡不住。很久没有这样哭了，心疼姥姥如今的日子，孤单、清冷。
我也最了解姥姥了，她本质上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一副柔弱的肩膀，一双三寸的小脚，热热闹闹忙忙乎乎地拉扯了一大群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走的时候是四世同堂。
这是姥姥想要的日子吗？
是，其实也不是。
“姥姥，如果有来世。你还会生那么多孩子吗？”
姥姥反问我：“你说呢？”
我不希望姥姥再那么辛苦了。不生了。
如果还是做主持人、做演员这个工作，我就不要孩子也不要家。我盼着现场直播之前，先在一个安静的属于自己的花园房子里睡上一大觉，起来洗个澡、喝一杯咖啡，再清清爽爽地去化妆，精精神神地去演播厅，无牵无挂。晚上回来，舒舒服服地泡上一个玫瑰浴，点一支香烟，喝一杯红酒，翻一本闲书。哪像现在呀，给全家蒸上包子，熬上稀饭，抹把脸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了。不管多晚回家，一大家子人还等着你，温暖是温暖了，可累人、累心啊！我都佩服自己，那些年是怎么混下来的。
“人哪，就是穿着棉袄盼着裙子，穿着裙子又想着棉袄。要不是这些人在家等着你，你在电视上兴许就不会说人话了。”
明白姥姥的意思了吧？这是对我主持风格的高度评价：说人话。
“那你的意思，来世你还会选择当一个这么多孩子的母亲，当一个这么多孙子、外甥(山东等地称外孙、外孙女为外甥)的奶奶、姥姥？”
“你和我不一样，你生下来是为老(好)些人活着的，有杆大秤称着你，俺这路人都是小秤盘里的人，少一个多俩的都一样。”姥姥始终没给个具体答案。
她不能想象没有家人、没有孩子，她这一生怎么个过法，但是姥姥觉得我是可以一个人成为一个家的那种人，我是有社会使命的那个人。哈，真会戴高帽子，谁给我的使命？
“姥姥，有多少家人、有多少孩子，最后走时还不是孤身一人？谁能携家带口地走啊？”
姥姥笑了：“分批分个儿地走啊，就像分批分个儿地来一样，早早晚晚地又走到一块儿了。”
是安慰还是信念？
姥姥始终相信下辈子我们还是一家人。
这是她对家的无限眷恋和对生命延续的阐释。
（冯国伟摘自《文苑》2011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