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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
昨天通完电话，我才发现，你问我的那些问题太严肃了，比大部分成年人都要认真，我好像得写封信才能说得清楚点儿。
我最喜欢的物理学家是个美国人，叫费曼，他对一个对物理感兴趣但又怕数学学不好的孩子说：“如果你喜欢一件事，又有这样的才干，那就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要像把一把刀直扎下去直到刀柄一样，不要问为什么，也不要管会碰到什么。”。
你沮丧地问我：“可是我要做什么是不是已经安排好了？”
这并不重要，真正的问题是：“给你自由，你又想做什么？”
你说还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才能是什么。
是，十六岁的时候，我听电台和“看闲书”的时候，还没想过这世界上两样事儿都可以称为一个职业呢。你九岁的时候已经可以拿全国车模比赛的奖，能把我所有的小型电器在十秒内拆个底掉儿，这里面有我认为的天分，至于是什么，那是你自己的任务，你要自己找找看。
你说：“可是那是玩啊。”
是啊，最好的工作就是玩，而且当你玩得越来越好，将来就会有人付钱让你继续玩下去，那就叫工资。
“姐姐，那你这些年是在玩吗？”
是啊，我有时候必须装着愁眉苦脸的样子，才能瞒过很多成年人呢。
可你马上要升高中了，有一大堆功课要做，你说你尽了全力也不可能是个优秀生，永远都不是。你心里总是很紧张，你连睡觉都觉得抱歉，别说玩了。
嗯，我知道。
你是不可能放松下来的，在未来三年里。我说什么也没用，你会逼自己的，你不逼，环境也会逼的。
你让我给你个建议，嗯，老实说，虽然中美国情不同，但费曼的建议跟我想的差不多：拼命去做自己最喜欢的事，另外想办法保持别的科目能低空掠过就行了，别让社会出面来阻止你，让你一事无成。
还上不上人大附中，对你是个问题。
我的意见是，上就上吧，只别把这个名字太当回事儿。
三年前，你才一米六，穿着白色校服走在街上，你喜欢别人看你的眼光，是挺来劲的——会鼓励你在麦当劳吃完了把托盘放在垃圾箱里。但到了一定岁数就别这样了，我知道的一个哥们，四十多了，还把结识“也是人大附中的”人当成人生特别得意的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967年的时候，费曼给美国国家科学院院长写了一封信，辞去院士，因为他说他在心理上非常排斥给人“打分数”。
他说：“每次想到要挑选出‘谁有资格成为科学院院士’，就让我觉得有一种自吹自擂的感觉。我们怎能大声地说，只有最好的人才可以加入我们？那在我们内心深处，岂不是自认为我们也是最好、最棒的人？当然，我知道自己确实很不赖，但这是一种私密的感觉，我无法在大庭广众之下这样大大咧咧地表示。尤其是要我决定，谁才够格加入我们这个精英俱乐部成为院士时，我更是精神紧张。”
我认识的真正棒的人都没有把什么标签真当回事儿，他们不是对“精英”这个概念不满或者抗议，他们只是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待世界。
这一点你可能不容易理解，因为从你小的时候，世界就被分成了很多阵营，“山西人”“北京人”“有钱人”“穷人”“官员”“达人”“甲级名校”……你每次跟我说起这些词的时候，都会带着不解甚至愤怒，后来你也会慢慢接受一些从成年人世界沿袭来的看法。
你会问我们，但你并不重视答案，你只是观察我们。
所以，你现在很迷惑，因为你最终发现人和人想要的，差别真的很大，对吗？而每个人可能都是合理的。
我只希望你观察一点，谁是快乐的，什么让他快乐？这快乐是否持久？是否不受外界评价和变化的影响？如果是，这快乐是什么？
费曼会怎么想呢？他说，财富不能使人快乐，游泳池和大别墅也不行。他还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没有一项工作本身是伟大的或有价值的，名誉也一样。”是的，工作的名头和声誉都不等于价值，也都不具有神圣性。
生命中真正的乐趣，是当你沉潜于某一事物，完全忘我的刹那。
他说：“那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已超越了贫穷，也超越了物质的享受。”
有一天，你忧心忡忡地看着我，像个大人一样说你担心我。
嘿，老李。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住在哪里，挣多少钱，甚至当不当一个记者也没有那么重要，我并不是为了成为什么样的人来到这个世上的。还记得你刚来的时候我带你去游泳吗？夏天回来的路上，我们湿漉漉的，在夜风里走，你站住脚，看着星空，问我宇宙有没有形状，我拉着你的手，站在那儿，看了好久。
有一天我还能不能做一个记者，你会不会是你希望的汽车设计师，人们会怎么评价我们，都不重要。
我会老的，你还年轻，也许会有一天，你会向我解释宇宙的形状，那个像一个泡泡糖的宇宙外面的“无”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我会高兴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活着，不断认识着这个世界，我们还像那个夏天的夜晚一样，单纯，平静，自由。
祝福你。
（李中一摘自《时代报告》201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