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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我陷入了一种从未料到的处境——孤身一人在纽约乞讨。那时我16岁，无家可归，而且已经失学多年，迫切地希望找到一所能让我就读的中学。
当时，父亲已经与我们疏远一段时间了，虽然我知道他就在附近的男人庇护所，但他根本不会帮助我。母亲那时去世不久，艾滋病引发的复杂病症夺走了她的生命。自母亲去世后我就开始无家可归，有时睡在朋友家，有时睡在布朗克斯某一幢楼房的楼梯下面。
我清楚地记得，那些夜晚我躺在大理石地板上，用双肩背包当枕头，拿破旧的衬衫当被盖，在暗淡的灯光下半睡半醒。有时我能听到楼上的房子里发出的声响——孩子们呼唤父母的声音、电视里播放动画片的声音和锅碗瓢盆相碰的声音——正是所有这些声音，把一个原本没有生命的房子变成一个温暖的家。
为了对付孤独，我常常胡思乱想。闭上眼睛，我想象全家人都团聚了，母亲还活着，她大笑的时候眼角周围总有些细细的皱纹。我、父亲、母亲和丽莎妹妹，都安然无恙地住在一个屋顶下。然而，我的白日梦中最生动的还是我的未来。我幻想自己坐在学校里，勤奋地记笔记；我幻想自己穿行在大学校园里，身边秋叶簌簌飘落，但我心无旁骛，轻快地向教室走去。在幻想中，我找到了安全感和归属感，很快睡着了。
我今天的生活跟那时完全不一样了。我不仅读完中学，而且还从哈佛大学毕业了。我不再衣衫褴褛，不再睡在走廊里。每天晚上，我安然地睡在我自己的房子里。过去11年里，我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帮助人们改善他们的生活。简单地说，从以前的我身上绝对看不出我能有今天。
奇怪的是，即使我经历了那么多痛苦——或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认为，适度的匮乏对人是有益的。实际上，“兔子匮乏的自由”这句话从来都不是我的目标。实际上，匮乏成为我追求梦想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一个阻碍。
当我还是那个想结束无家可归状态的小女孩时，我艰难地走遍了曼哈顿的所有学校，只求有一所能够收我入读。在我的口袋里，总是装着一台已经破裂的CD播放器，我经常一边走一边循环播放两首歌来激励自己，一首是宝拉·寇尔的《我》，一首是凯克的《远方》。我看到我的未来，并大胆地向它走去。虽然失去了家，身上只有几件衣服、几张歌碟和一张母亲的照片，但我仍然幻想未来，我仍然要行动，要进入哈佛大学。像一个船长把船的方向调向闪耀的星群，我知道我想去的地方，我的目标指引着我每天的行动。
在其他学校都向我说“No”的时候，有一所中学向我说了“Yes”。同时，还有一个名叫“门”的非营利组织给我提供咨询、医疗和食物，使我能够安心地在火车站或有灯的走廊上写作业。回想起来，在我走向成功的路上，总能碰上愿意帮助我的人。
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下苦学了两年之后，《纽约时报》报道了我的故事。随后几个星期，数十名陌生人从美国各地赶过来和我见面。在中学时，我开始收到手写的、激励我努力学习的信。陌生人给我带来糕点、衣物和书本，他们拥抱我。在我读哈佛大学的时候，有个妇女还亲手为我织了一条毛毯，随毛毯寄过来的短信上写着：“那些宿舍里会很冷，希望这张毯子能温暖你，让你知道人们是关心你的。”
这些好心人，有好些连名字都没留。但是，帮助我的人都永远地改变了我。现在我加入了“门”这个组织的理事会，我们团队成立了一所中学，接收无家可归的少年入读。我要努力为别人铺路。
（暖冰摘自《齐鲁晚报》2012年8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