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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不争”是杨绛先生一辈子为人处世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敌人面前，杨绛是“争”的。她的“争”，是由家国恨民族仇所激发的，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气的表现。当然，她的“争”也是讲究策略的，有时机智，有时横眉。
先看她的机智——
1945年的一天上午，杨绛在家听见有人敲门，她开门一看，是两个日本人，只好把他们让进来，同时说给他们泡茶，就三脚两步上了半个楼梯处的亭子间，不一会倒了两杯茶下来。她以倒茶为名，实际是为了把钱钟书一包《谈艺录》的稿子给藏起来。
那两人问她：“这里姓什么？”“姓钱。”“姓钱？还有呢？”“没有了。”“这里住的只你们一家，没有别家？”“只我们一家。”那两人反复盘问了几遍后，说要打电话，杨绛告诉他们电话在半楼梯亭子间的门口，他们就去打电话了。这时钱钟书的叔父在三楼听见日本人正用日本话打电话，就下楼来悄悄对杨绛说：“我看见他们小本子上写的是杨绛。你还是躲一躲吧。”于是她由后门出去避到朋友家去了。过了好一会儿，钱钟书的堂弟跑来，说日本人不肯走，要是杨绛不回去，就把钱钟书的两个堂弟给带走。杨绛想，出门这半天了，回去怎么应对呢？这时她忽见一个篮子装着十几个鸡蛋，就向主人借来提着，绕到自己家大门口去敲门，说婆婆的胃口不好，去买了些鸡蛋回来。那两人大声喝问：“杨绛是谁？”杨绛说：“是我。”“那你为什么说姓钱？”“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说着还装出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你们是找我啊？”
“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如此机智应对盘问，不留一丝破绽，日本人无话可说。杨绛她说自己“向来能镇静，也能使劲想办法”。這种“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境界让人叹服。
再识她的横眉——
某一天，时为“代课先生”的杨绛为了每月三斗米的薪水，乘电车去学校上班。车过黄浦江大桥时停下，一日本兵上车检查，全车的乘客都按要求站了起来，杨绛心中本不愿行这个“礼”，于是迟疑了一下才站起来，就显得比别人略晚了些。那个日本兵觉察到了，非常不满地来到杨绛面前，而杨绛却低着头没理会，日本兵就用食指在杨绛的颔下猛抬了一下。杨绛脑中嗡地一下：“竟有此事！”不禁大怒，没等日本兵发话，她就使劲一字一字地咬着呐喊道：“岂有此理！”
全车的人没料到，这一声呐喊是从一个柔弱女子的口中迸发出来的。静默的车箱里，似乎有导火索在嗞嗞作响，直叫人窒息；人们的背脊上仿佛有毛毛虫在爬动，好不难耐……杨绛却如雕塑一般，斜着头，目光坚毅地望着窗外，紧咬牙关，不著一言。时间一秒一秒慢慢地挪动着，每一秒都好像比一分钟还要长……不知道因为什么，终于，那日本兵退了一步，转过身，蹬着军靴出了车门。
这让人热血沸腾的一声呐喊啊，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精神的体现，所表现的是民族仇家国恨的怨怼，是士可杀不可辱的血性，是有血性的中国人所散发出的骨气！或者说，受到敌人“竟有此事”的侮辱后，敢不敢于有一声让人解气的呐喊：“岂有此理！ ”就是测试一个人有无骨头、骨头直不直的试金石。
“不争”，是我们力求的与人处世的境界。但是遇到不能不“争”的情况时，那就得义无反顾地“争”。
（张建中摘自《江淮时报》2017年6月7日）
